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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应用语言学学科定位----迎接语言 应用研究新世纪 萧国政
提要 世纪之交的应用语言学学科定位，是语言学的世纪性思考和选择。文章把“应用”定位在使用，把“语言学”定位在语言（言语）应用方向的研究和开拓，把“应用语言学”定位为“综合性前沿学科”。认为语言学正阔步迈入语言学的第三世纪──应用研究新世纪。
对于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定位，已有很多思考和成果。笔者在读了这些文献和参加了中国社科院应用语言研究所于根元等先生组织的若干讨论后，觉得在这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世纪交上，有必要从更广阔的角度和视野来观察和思考“应用语言学”，并认为这种观察和思考，不仅对于语言学，而且对于人类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为了使本讨论具有可把握性，本文从“应用”“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学科战略地位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我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豪气，迈步跨入语言应用研究的新世纪。
一 应用语言学 “应用” 的内涵与外延
应用，通常与理论相对。如：他是搞（基础）理论的，我是搞（技术）应用的。又如：弟兄俩，一个读理论物理，一个读应用物理。但是，“应用”通常和理论相对，并非全部或只能与理论相对。如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1514页给“应用”列出的义项和用例是：“①使用：～新技术丨这种方法～的最为普遍。②直接用于生活或生产的：～文丨～科学。”从词典列举的义项及用例看，除了最后一例“应用科学”外，其他3例的“应用”并不直接与理论相对，并且有的不与理论相对。后者如“～新技术”的“应用”就不能解释为理论的使用，因为没有一个“理论技术”，技术都是应用性的，并且应用是技术的属性。我们使用的语言，从本质上讲，与技术同类，只有应用属性。事实上，就没有与理论对立的应用语言部分，虽然可以建构其理论形态。（1）而语言学是有理论部分和应用部分的，就像其他学问（如物理学、化学）一样。因此，应用，从对象看，有理论的使用，也有非理论的使用。也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于根元先生在《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第6页）中说：应用语言学包括“应用语言丨学”和“应用丨语言学”。即：应用语言学的应用内容，或者说，应用语言学“应用”的外延，或曰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语言的应用和语言学（语言理论）的应用。从理论上讲，我们宜于把应用语言学的“应用”的内涵（即性质）定位在“使用”，把外延定位在语言的应用和语言学的应用。
语言的应用，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包括语言符号系统结构规则的应用、语言交际规律和规则的应用。结构规则、交际规则和规律，是语言的客观形态，是没有条件可讲的“硬”道理，凡语言的使用者是必须恪守的。因此，对语言应用的研究，从性质上讲，是对语言强制性、强制方式和强制内容的一种研究。即使是语言使用达到十分艺术的程度，你也只是感悟到语言产生艺术效果的规则和规律并能自如地使用。否则，即使是登峰造极的艺术档次的表达，也是没有人能理解的。没有人理解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真实性，因而这种不以规则与规律为依托的艺术表达，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这里我们可以用王希杰和于根元先生的“潜显理论”和“占位理论”，来表达一般规则、规律同艺术程度的规则与规律的关系，现有规则同将有规则关系。（2）或者说，我们可用这两种理论来建立一个“规则-规律”系统的“性质与关系”的假说。即：语言的规则和规律，是一个以一定的方式和方法开放着的系统，它的具体内容是无限的，人类无论怎么发展，语言科学无论怎么发达，它都是取之不竭，揭示不尽的。它像一个无比璀璨的艺术品，一经产生，就永远吸引人们去使用它、迷恋它、探索它和拥有它。
但是，语言的规则和规律又是以“潜”“显”两种方式“占位”存在的。其“潜”的内容是无限的，其“显”的内容是有限的。不过，由于通常规则的“自然”（非人为）主导性和人们心理“内存”（memory）的有限性，在共时的语言规则系统中，固定显位规则比可让位的显位规则，所占的比例要多得多。
潜、显构成一个连续统。当某个“显”的规则和范畴被舍弃时，一个新的潜规则或范畴就移位进入显的状态。其中也不排斥一个潜、显规则并存的短暂期。一般认为修辞是超常搭配，或认为某个作家语言是“违法”构造，其实这些所谓超常和异常（不包括口误、笔误和刊误），是把人们通常置于潜“位”的规则，显“位”化了。对于一种语言来讲，那些谙熟语言使用的人，一般是熟练地掌握了显位规则，同时又不同程度悟到了潜位规则，并能把它显位化的人。但是我们又不能对这些人企望太高。因为就像有些天才表演家，他（/她）一举手一投足就是那么回事，可你要他们教别人达到他们的层次而无能为力一样，那些创造了语言艺术表达的人，其艺术表达一般只能让你“意会”，而把“言传”的使命留给了语言应用研究的学者们。这就仿佛是上帝事先有分工似的。因而仅就这个方面讲，应用语言研究，使命光荣、紧迫，并且任重道远。
语言理论的应用，对于应用语言学来讲，目前似应着重考虑理论理解、理论甄别、理论改造和理论实践等一些个方面。
语言理论应用，首先要区分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其次要区别可应用理论和纯基础理论。应用语言学的应用理论，只能是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成果中的“可应用”部分。不能认为，基础研究的成果就是理论，更不能认为理论研究的成果就是应用语言学的可应用理论，也不能认为应用研究的理论都是可用的。一种研究能否算作可应用理论，是由应用对象及应用领域决定的。并且，即便是可应用理论，还要对其可用度进行甄别，对不合理的部分，对可用而不好用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必须进行改造。
总而言之，应用语言学“应用”的涵义是使用。“使用”是应用的内涵。应用什么和怎样应用，是应用的外延。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学问，首先要明确“应用”的内涵──这门学问的性质，及“应用”的外延──这门学问的研究对象。因此，凡是与语言使用有关的问题，都是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对象。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并不是学科对象的人为“扩张”，而是该门学问性质的客观需要及其理性决定的。至于历史上和现实中，哪些问题由谁研究，哪些问题不由谁研究，那是另外的问题，个中包含许多历史因素和人为因素。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有交叉，也没有关系，因为很多交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不能为了迁就暂时的学科现实或社会现实而刻意改变它。
二 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学”定位
“应用语言学”与“语言学”的关系，可以有各种理解和各种理论模式。模式不同，应用语言学所在的学术坐标点不同。笔者以为以下三个观察基点和模式类型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理论基点，“主-辅”模式。即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的科学，它的起点是语言理论或语言的理论研究，理论的延生和发展是应用，其应用语言学是语言理论的应用（包括教学）。这种“语言学”是由基础研究“主”体和应用（研究）“辅”体两个下位学科构成。这种模式中的应用语言学，其地位和发展，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学科基点，“并立”模式。即：语言学＝语言哲学＋规律学（本体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在这种模式中，首先“哲学”和“规律学”并立，其次是规律学中的“本体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并立。（3）当语言哲学不考虑或未诞生时，本体语言研究和应用语言研究，平行对等。如果从我国应用语言学的发展看，可以说，通过许多学者、有关同志，国家语委及许多单位、部门的共同努力，应用语言学已从“主-辅”模式进入“并立”模式。
从下位学科的角度讲，这种变化是来之不易的，也是十分值得珍惜的。但是，从上位学科看，这两种语言学的定位模式，都是学科的共时内部分工或地盘分割。因而“主-辅”模式和“并立”模式都是共时下位模式。如果站在世纪之交，俯瞰整个语言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发展，我们可以探讨和走向“历时”特色的上位理论模式，即──
第三，时代基点，特征模式。即：世纪之交和21世纪的语言学，是语言研究的历史发展中以应用为特征和特色的语言学，是语言学的新阶段、新纪元。和这种模式的语言学相对的，是前几个世纪以工具为视点的“语文学”，上世纪末和本世纪以本体为中枢的理论语言学。（4）也就是说，语言学从漫长的工具语文学走来，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本体语言学历程，现在正在昂首阔步地进入应用语言学新纪元。纵观历史，语言研究从语文学进入语言学，从一个角度看是语言学从附庸走向了自立，但是从另一角度看，是语言研究作为一个历时的整体工程，自身的必然发展。在“时代-特征”模式的语言学中，应用研究与原本体研究融合在一起，从第二模式中“并立”的两翼，共同走向语言学最核心的部位──主体。因此，可以说，“时代-特征”模式的应用研究，是语言学的“新主体”研究。
语言学是人类对于语言的科学认识和学科研究。在其早期，当人类三分世界为天、地、人的时候，语言是这三者之外的第四者──工具，人们对它的制造和研究，也只能是个别的、零散的。当语言已经很发达了，人们的研究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历时的列车正从19世纪呼啸开往20世纪的时候，学者们惊觉地发现：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内部交织着共时和历时两张网，任何语言的部件都是系统中的部分，任何语言的表现，都是历时发展和共时系统共同作用的产物。要真正弄懂语言的实质和性能，必须对语言本身进行系统的研究。可能是为了把学科的划时代认识的新的研究方向定格在这一点上，20世纪的语言学被定义为对语言本身进行研究的科学。语言学的这种定格和定位，带来了一个语言学系统本体研究的新纪元。在语言系统本体研究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语言学产生了几乎和它前几个世纪等同的汗牛充栋的成果。
但是，就像工具-语文学孕育着本体语言学一样，本体语言学也孕育了应用语言学。因为研究者们在进行本体研究中越来越发现：语言是一个动态系统，并且这种“动”主要不是历时的变动，而是现实的“用动”。一种语言用才有生命，用就发展。语言也只有“用”才需要规则和规律，并且语言的各种要素、规则和规律都是为“用”准备的，也都是“用”的结果。语言历时的变化，只不过是“用”长期积累所呈现的阶段性差异。离开了共时的用，也就没有历时的变。所以今天语言的一切研究，21世纪的语言学，应定位为从用的角度和为说明用而进行的科学探索。它的对象和任务应该为：（1）为“用”所控制的语音系统、语汇-语义系统、语法系统和语用系统及其使用规则、规律，变化规则和变化规律；（2）语言使用者（包括人和机器）的语言学习和语言使用的类型、方式、规律以及它们对语言的影响及其语言计划（含教学大纲）和语言政策（含语言规范）的研制；（3）语言交际研究；（4）语言职业、语言市场和语言产业的研究、论证和实践；（5）语言哲学、语言研究手段及语言学的学科派生与专业派生，等等。
我们应该看到：
（一）《语言文字应用》杂志的创刊和发展，中国应用语言学会的成立及其几届年会的召开，语言哲学对话的开展，一批语言应用研究成果的问世，北京广播学院应用语言学系诞生，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向我们昭示：一个应用语言学的新世纪正绽开笑脸向我们迎面走来。
（二）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认识，已为应用语言学新世纪的到来，做好了多种准备。应用研究方面的准备且不论，就是本体研究最核心的部分──现汉语法研究，其“三个平面”理论，就把语法研究的对象从语形、语义扩展到语用；（5）其“两个三角”理论中的“小三角”，把语言观察的触角，从语表、语里伸到了语值；（6）其“隐性语法范畴”的思考，把语法规则，从组形规则、释义规则推进到传息规则及其相互制约的探求；（7）尤其是汉语功能语法和语言的认知研究，用许多新的成果和事实不断宣告“语言是一个非自足的系统”，很多制约在语言符号系统之外。所有这些，都共同表明，中国语言本体研究的应用研究趋向和趋势，已十分醒目。
（三）在应用语言世纪，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语言研究的几个最重要的中心之一，甚至有可能领先。这一点除了语言学界的主观努力和良好素质外，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1）国家发展需要。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是在当今高科技背景下展开的，语言文字处理、信息产业、对外汉语教学，不仅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具有紧迫性，而且具有战略性。许嘉璐先生说：“随着社会科学、科学技术的急剧发展，语言在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数字化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领域的应用，对语言规律和语言理论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这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正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学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8）江蓝生先生在《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中写道：“当今互联网的使用和快速发展已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巨大潜能的新产业，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其信息优势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信息和文化渗透，又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如何迎战西方网络文化的侵袭，在信息化的道路上扩大汉语阵地，向我国科技界提出了新的难题。” “在下个世纪，我国仍将处于社会转型期。语言学将继续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挤压与挑战。”（9）
国家发展需要语言的应用研究这一点很多学者都感受到了。不仅《中国语文》《语言文字应用》《语文建设》等杂志发表的应用研究倾向的文章表明了这一点，就是北大和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这些语言研究最本体的单位组织的98国际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其主持人大会的主体发言──《汉语语法研究所面临的挑战》提出的两个挑战，也旁证了这一点。（10）该发言的第一挑战，题目就是“来自应用方面的挑战”；第二挑战虽然题目是“来自理论方面的挑战”，但其中有些内容从一方面看是本体的，而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属于应用的。可以说，国家需要，是我们在语言学世纪新的走向中，成为世界重要研究中心之一，甚至走在世界前列的有利条件和学科驱动力。
（2）思想文化条件。汉语和世界其他发达语言一样，有过自己辉煌的语文学时期，产生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就是到了近代，第一部系统仿西文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也是为教学而写作的。语言学指向应用，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学科基础。近年的语言哲学对话，和着我们改革开放的思想步伐，吹响了语言研究“思想解放”的号角，对我国语言研究走向应用新世纪，做了和正在做着高层次的理论准备。历史和现实结合，给我国在语言学世纪新的走向中，成为世界重要研究中心之一，奠定了和奠定着不可或缺的思想理论基础。
3．汉语语言特点。这是我们在语言应用纪元，使汉语的语言研究有可能走在世界前列的客观优势。虽然不全是“风水轮着转”，但事实是：在语文学的语言世纪，汉藏语和印欧语谁也不比谁有优势；但是，在语言的本体研究，语言的符号系统，尤其是语法系统，主要是建立在形态和形式上，这样汉语明显地没有优势；可到了语言应用研究世纪，汉语则不然了，汉语可不受形式的缠绕而直逼语言应用的规则与规律，并且很可能汉语的语法主轴在语用规则和规律。（11）
总之，我们对语言研究走向应用语言学世纪，对汉语研究能迎来一个大有作为的新纪元，充满了信心。我国的语言工作者应该负起时代和学科的责任，在这世纪之交，为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学”选择一个最为合理的定位，加速把语言学推向和定位在崭新的应用方向。可以说，这也是世界语言学应共同选择的方向。
我们还应有一个较高的近期目标，在21世纪的前10年到20年，在新的语言研究方向上，让中国的语言学在理论方法上努力做到不依赖进口，并逐步争取走向出口。季羡林先生在给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语言学丛书写的序中说：“中国语言学的探求期才20年的历史。下一个世纪的前20年，甚至在更长的时期内，都是我们的探求期。我们必然能够找到‘中国的特色’。只要先‘擒’这个‘王’，我们语言学的前途，正未可限量。只要能摆脱西方理论的影响，充分发扬我们自己的语言和理论，我们必然能够一反现在无声的情况，在世界语言学界发出我们的声音，而且是宏亮的声音。在21世纪100年中，同现在这100年比，我们必然能取得辉煌的成果。我认为，这就是中国语言学界未来的任务，这就是我们探求的方向。”（12）这里笔者应该指出的是，季先生对中国语言学所提出的殷切希望，只有在语言应用研究的时代和方向上，才有可能真正变为现实。
三 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定位
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学的第三个历史世纪。如果从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看，其语文学世纪是附庸学科世纪，其本体语言学世纪是独立学科世纪，而现在将要进入的应用语言学世纪是“综合学科”世纪。这里的所谓“综合学科”，是中枢学科、母体学科和领先学科的意思。就是说，21世纪的应用语言学，将处于若干学科的中枢地位，能派生许多新的交叉学科和分支学科，能引导和启发许多学科走向更理想的未来。
给应用语言学这样的学科定位，其根据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语言学的链接力和向心力。现在一般都认为数学是理科的语言学，语言学是文科的数学。语言学的性质使语言学处于文科的中枢地位，文、理科的桥梁地位。在信息化时代，其他文科研究信息化、数码化和智能化，可通过语言学方法与手段来实现。但语言学要发挥好这个作用，还要作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其他学科也要作一些满足各自转化需要的特殊研究。
第二，应用语言学的概括力和胶合力。21世纪被认为是生物和信息世纪。这里的生物学不只限于仿生、合成和克隆（colon），还应包括生物语言与生物交际。动物、植物、甚至非生物的传息破迷，人类与非人类（包括无生物）的交际沟通，是人类未来特具战略意义的课题。而语言和语言的应用，从一个方面隐喻着这种沟通实现的前景。一个人是一个小天体，星球是一个大天体，小天体可以用语言组织起来，大小天体也应是如此，人与生物之间就更不待言了。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应用研究，具有天然的对人与非人交际沟通、理想相处的潜在概括力和胶合力。当然，应用语言学要充分发挥这个方面的作用，应加强这个方向的交叉研究和前沿研究。
第三，语言和语言学“应用”的孳生力。站在最现实的角度，向内看，语音和语音学的应用、语义和语义学的应用、语法和语法学的应用、交际和语用学应用的开发，市场前景十分可观；从外向看，语言应用和其他学科合作，产生的交叉学科，其前景也十分乐观。
总之，从更哲学的角度看，语言学的综合前景、超学科前景和超人类前景，是十分诱人的。人类已在不理解和不理会它类（含它星球）语言和表达的思维模式中，生活若干万年了，现在是否到了思考换一种模式对待自然和宇宙的时候？如果这样，那么，应用语言学的应用的划时代意义，将是无与伦比的。
笔者十分赞同下面的一段话：“我们要有学术自信心，相信语言学具有独立的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功能，另一方面要调整自己，反思自己，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13）
附注
（1） 索绪尔以来的语言研究，所研究的语言，其终点不是实际的“言语”，而是一种理论“语言”。从语言到言语是应用，反过来，从言语到语言是理论抽象。（可参看于根元等《语言哲学对话》115－133页）因此，20世纪以来的所谓语言学，实际上是理论语言学，即语言的理论形态研究。
（2） 关于王希杰的潜显理论、于根元的占位理论，可参看郭龙生《语言潜、显理论》，即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第七章。
（3） 语言学的这种模式理论及其内部关系，可参看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263页。
（4） “本体”是指语言本身，因此，语言本体研究，是指研究语言符号（系统）本身。
（5） 关于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可参看施关淦《关于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胡裕树、范晓《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几个问题》。
（6） 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是指“普―方―古”大三角和“表―里―值”小三角。小三角的“值”是指句子的语用价值。参看邢福义《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7） 语法隐性范畴的思考，参看萧国政《现代汉语的隐性语法范畴》，袁毓林 《定语顺序的认知解释及其理论蕴涵》。
（8） 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
（9） 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10） 陆俭明《汉语语法研究所面临的挑战》一文，载《世界汉语教学》1998年第4期。
（11） 江蓝生在《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中说“中国语言学的人文性十分浓厚，这跟汉语自身的特点与我国语文学传统有关。”
（12） 见邢福义《汉语语法学》。
（13） 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主要参考文献
桂诗春 1988 《应用语言学》，湖南教育出版社
胡裕树 范晓 1992 《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4期
季羡林 1997 《汉语语法学‧序》邢福义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江蓝生 1999 《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中国语文》5期
陆俭明 郭锐 1998 《汉语语法研究所面临的挑战》，《世界汉语教学》4期
施关淦 1991 《关于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中国语文》6期
萧国政 1995 《世纪之交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之走势》，《语言文字应用》4期
萧国政 1999 《现代汉语的隐性语法范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期
萧国政 李向农 汪国胜 1996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广阔天地》，《语言文字应用》4期
邢福义 1997 《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许嘉璐 1999 《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5期
许嘉璐 1999 《语言哲学对话‧序》，于根元等著，语文出版社
许嘉璐 王福祥 刘润清主编 1996 《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于根元 1996 《二十世纪的中国应用语言研究》，书海出版社
于根元等 1999 《语言哲学对话》，语文出版社，北京
于根元主编 1999 《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华语教学出版社
袁毓林 1999 《定语顺序的认知解释及其理论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期
作者简介 萧国政，男，1949年生。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国际交流部主任、教授。湖北省语言学会副会长。《汉语学报》主编。上海师范大学语言所兼职研究员。在《中国语文》《世界汉语教学》等杂志发表语言研究论文多篇，出版著作10余部（含合著）。主要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学，同时也研究语言逻辑、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通讯地址：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 430079 Email: gzxiao@ccnu.edu.cn ）
文章来源：华中语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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