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快乐，支持悲伤

                                   汪静

    四年前，刘小枫曾为我编译的一本美国九十年代女作家小说选写过一篇序，题为《透过他人的欲望看自己》。其中的很多话至今仍耐人寻味，诸如“小说的叙事、诗语的诉叨，都是与生活的痛苦和不幸调情，使悲哀的变成迷人的”。在讲到“迪斯尼乐园与谁调情”时，他问到:“如果形而上的调情根本就不是美利坚主义的生命需要，美国人制造迪斯尼乐园与谁调情呢？”他似乎同意Allan Bloom的解释，并引了一句Bloom的话作为回答：迪斯尼乐园不与谁调情，只是美国情调的虚无主义的迷彩灯火，一种没有深度的虚无主义流行曲。

　　美国人不需要形而上的东西，这倒也罢，真正不可思议的是，在他们的信念中，生活的痛苦和不幸常常是可以用化学药剂来疗治的。比如说，我们的家庭医生波塞黎珂大夫这些年就常常劝我服药，据这位好心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夫说，这种药将保证我每天醒来感到生活是美好的，使我能够轻松愉快地度过每一天时光。可是这些年我的回答也基本上是一致的，我总是问她一个类似的问题：人为什么一定要快乐？我们的谈话因此总是结束在这里。波塞黎珂大夫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夫，我总是想，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是她不能想象的，这大概跟她每天与人打交道有关。快乐不快乐常常是与生俱来的，是我们身体内的基因决定的，很长时间我都是这样想。我曾目睹很多人快乐的实例，比如很久以前我曾听到一对母女的对话。那一天，母亲在给她三十岁左右、有了一定生活阅历的女儿描述一个见闻，说的是她的一个亲戚的媳妇，这位媳妇自小跟随父母亲在北京的部队大院长大，却总觉得父母不亲，因为有一件事她还完全不知道，那便是这部队大院的父母并非她生生父母。她的亲生父母原来生活在武汉。有一日生母就要离世了，临走前想见一眼女儿，便差人去唤她，于是，那女儿半信半疑地就去了武汉。没想到，她一进门发现屋里的男女老少全长得跟自己很像，立刻就明白了自己的家人原是在这里。那会儿这女儿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方才知道父母亲是谁。—— 这就是故事的全部内容。让我吃惊的是，那说故事的母亲和听故事的女儿随即放声大笑起来，她们笑啊、笑啊，笑得是那样舒心。而我是另一个听故事的人，我没有听出什么好笑的地方，我也无法打断她们的笑，当时的我正感到无边无际的悲伤。在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中，人们的快乐常常就是这样十分突兀地演示在我的眼前。我上大学那会儿曾认识一个人，四年间每天都可见她气哼哼的样儿，因为什么都要争，浑身解数地争，包括入党之类的事情。可是这样一个人八十年代末到了美国一夜间就欢天喜地了起来，整日价“Dear”长“Dear”短地与人通信，知识人的文雅也都学齐了。我想其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她终于争到了“赢家”的行列。在美国，“赢家”总是倍受推崇的，而且所谓“赢”的标准也很不同一般。在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当中，那标准可能更奇特一些，对此我们只能说，那是“历史”造成的。总之，快乐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我们每天都可以快乐，尽管快乐作为一种情感是如此没有依据，如此缺乏说服力，人们还是普遍相信：人活着就是为了快乐！

　　人们的这一信念是得到了乐观的“快乐学”的支持的。比方说，快乐有助长寿，有助消除疲劳，有助食欲，有助提高工作效率，等等。这些概念似乎已部分得到证实和普遍接受。上世纪八十年代荷兰的一份报告说，一个快乐的七十岁人能比一个不快乐的七十岁人在未来至少多活二十个月。等等这些发现极大鼓舞了人们的快乐追求，不仅我们的健康医学杂志教导我们快乐是抵抗疾病的主要因素，而且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追求个人快乐是上帝赋予的天职，没有任何行为比个人的快乐更崇高，人们对金钱物质的五体投地的膜拜、以及对他人的无法遏制的控制欲正是这快乐信念的孪生兄弟。因此可以想见，一个不快乐的人生活在美国，会是一桩怎样不恰当、怎样碍眼的事情；不快乐的人有时不得不出现在社交派对上，那就简直无异于一场灾难。因此，我们也不妨说，美国人出于自己全民狂欢的国情需要，随时准备用药片克服个人的悲伤，这做法本身是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的。

　　但是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是很多。今年六月二十日，《纽约时报周刊》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一栏刊载了由《纽约客》撰稿人杰姆·霍尔特（Jim Holt）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反对快乐》（Against Happiness）， 副标题为：《小心：心满意足对你未必是好事》( Warning: Well-being might be bad for you)。作者开篇头一句话便是：“悲伤的人友善。愤怒的人恶劣。可是，真是活见鬼啊，快乐的人也往往一般恶劣”（Sad people are nice. Angry people are nasty. And, oddly enough, happy people tend to be nasty, too）。随后，霍尔特还马上告诉我们，大概是因为怕我们不信，说他的这一见解原来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出自今年五月《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上的一份调查报告。也就是说，是一份心理学家们经过了审慎的研究考证后得出的结论。（霍尔特一面这样解释，一面还笑话自己说话时带着新闻报道的土旮旯味儿。）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我知道很多人看了还是会笑，毕竟快乐的能力是你我都有的。为此就让我们（快乐的人和不快乐的人）一起来看一看这“快乐”是怎样遭到“反对”的吧。

　　众所周知，在美国少数民族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尽管种族歧视的事情无所不在，但是承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的人却极少。因此心理学家们首先就如何看待不同族群中的个体的问题做了一项调查。不出我们意料的是，情绪低落的人、或者说愤怒的人对不同民族的个体往往否定多于肯定。但是研究者们同时还发现，快乐的人当中对不同部族的人持否定态度的其实更是大有人在，并且情绪越好的人越容易顽固不化，比方说，快乐的白人坚持某人有罪，往往只是因为该人是黑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员。快乐的黑人在此也并不相上下。

　　至于我们中国人嘛，种族歧视的人也真是不少。我这样说是有依据的，因为有了钱而快乐的中国人来纽约旅行，大街上见了黑人就想躲，就觉得人家是抢钱杀人的，这我也是见过的。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刨去媒体的宣传，这里还有一种十分有趣的解释。说的是，快乐的人往往心宽，不管心宽体胖，还是心宽体不胖，快乐的人总觉得天下太平，人生美好，久而久之，分析思考的主动性就没有了，头脑中便只剩下种种偏见，包括种种恶毒的偏见。按霍尔特的话说，“魔鬼潜伏在快乐中”。这样的消息实在是让人难以消受，想来至少快乐的人是最不想知道的。快乐的人在取舍知识方面也是以保护自己为己任。

　　显然，快乐总是招来它的质疑者，思想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就曾批评美国人的快乐追求实际上是出自一个肤浅而自私的目的。但是在霍尔特眼里，快乐与偏见密切相关这一事实却更加触目惊心，使得他不得不询问：快乐，不管它本身是好是坏，是否会导致一个不良的结局？或者说，快乐，对人、对社会是否会成为一个毁坏的力量？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中国人恐怕是最能胜任的了，我们不仅有“乐极生悲”的古训，连街巷间小痞子打架也会时不时冒出一句：别高兴得太早了。可是这个问题对不到三百年建国历史的自信的美国人来说，还是要费不少周折方才能得到解答的。

　　据霍尔特所说，成长中的“快乐学”这门学问还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问题上。过去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关心的主要是造成快乐的原因。比方说，他们给快乐下的定义是“一种良好的感觉（well feeling）”，亦即对生活满意，愉快的事情时有发生。他们还发现快乐主要由基因决定；婚姻可以是快乐的温床，而养孩子却相反；男人年纪越大越快乐，而女人则正相反；钱财对快乐有少许贡献；有宗教信仰的人会更快乐一点，等等。

　　至于“快乐”的结果，老的“快乐学”是普遍极为乐观的。人们发现其中的不确定因素只是近些年的事情。有的人担心，人在快乐的时候往往就变得麻木不仁—— 即所谓“心满意足的牛”（contended cows）。这样的怀疑使我不由地想起鲁迅先生《呐喊自序》中麻木的中国人喜气洋洋看外国人砍同胞头的场面。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他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中也描绘了劳工阶层屈服于精神鸦片的麻痹而普天同庆的景象。不仅如此，新的“快乐学”研究甚至认为，快乐的人因为麻木不仁而成为政客操纵的对象，这一现象在美国尤其明显。

　　在那些快乐的人的心底深处，倘若整个世界尚存一线“春光”，那必然就是他们自己。快乐的人就是这样十分非理性地以为自己是世界的光明所在。根据霍尔特的介绍，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P·班塔尔（Richard P. Bentall ） 曾观察到：“足够的证据表明，快乐的人总是过高估计自己对周围事物的控制能力，常常把一个完全随意的事件当作自己主观意志的结果，十分不现实地高估自己的成就，并坚信人们正以相同的眼光看待他们；当他们拿自己与别人相比时，则普遍缺乏公平的态度。”并且，不容置疑地，班塔尔以科学分析的描述语言告诉我们

　　—— “快乐”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错乱”（A Psychiatric Disorder）。

　　班塔尔上述这番话让霍尔特听了都有些不能受用。他连忙搬出古代圣贤身上所体现的大彻大悟与超凡入圣的愉悦心境来缓和班塔尔上述言论对快乐的人们可能造成的心理创伤。其实，快乐的人也不是这么容易就受创伤的，一个人快乐不快乐很大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连心理学家都这样认为。好在霍尔特痛定之后，还介绍了其他一些研究者的报告。比如，阿姆布罗斯·

　　比尔斯（Ambrose Bierce）在他所著的《魔鬼的词典》中说：“快乐，名词。即看到别人遭殃后而产生的适意感。”

　　呜呼哀哉，在这些研究者的眼里，快乐的人一定是用他们的快乐糟践了“快乐”这一词汇，才招徕如此多的“反对”意见。因此，研究者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人类的诸多情感中，的确只有“快乐”霸占历史舞台的时间最长，并且一贯对其他“不快乐”的人造成太多的心理压力。现在药物学家们的整治对象不是“快乐”，而是“不快乐”，这也是一个事实。

　　前面说到，中国的有钱人常常有机会来美国暴露自己跟有钱的白人一条心的立场。人在快乐的时候，便经常乱了方寸，这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即使是教育良好的中国文人，方寸也未必能把握得好。比方说，今年的《读书》四月刊上登载了一位杜诗人的文章，写的是他在法国南方的一个小城参加“行为诗”活动的见闻，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我们点了两杯咖啡，悠然等候，广场四周已聚了两百多人。刚进场时，遇见一蓬头乞丐，伸一小盒索钱，我们没空理会。”请原谅我只引他这样一小段话，倘若你们感兴趣，不妨去《读书》看他的全文。在此，我想知道的是你们从这段话中看到了什么？—— 杜诗人十分闲适，杜诗人心情舒畅，有乞丐跟他索钱，杜诗人不给，后来杜诗人写文章来《读书》发表，介绍这一“不舍钱事件”，杜诗人文笔潇洒，称自己不舍钱是因为“没空”—— 好吧，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而我们，有幸读到杜诗人这番高雅文字的人，还有谁想去看看他是怎样写诗的吗？

　　写到此，我终于明白自己原来也是快乐之人，看来快乐的本领真的是人人都有的。至于我们的悲伤，我只能说，没有悲伤，快乐便无从谈起。

　　2004年6月于格林威治村

 转自： 《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