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默斯言论摘编

以下摘译的是萨默斯在NBER学术会议上的讲话选段。

今天，我不以官方的身份来发言，也不为了宣传差异性的重要目标而利用此次会议展示我们在哈佛所作的诸多事情。你们讨论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在我看来，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它们都非常重要。我先限定一下自己，只讨论差异性问题的一部分，或是限定在我们讨论所面临的“挑战”这个问题上，即：在全美顶尖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女性在科学与工程领域获得终身职务的问题。所以关心这个问题，并非因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或是最有趣的问题，而是因为它是诸多问题中让我下工夫认真思考过的唯一问题。还需要声明在先的是，我要采用一种完全是正面的而非合乎规范的研究方法，仅只是想思考一下和提供某些假说，进而探讨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去看待问题，为什么没有通过某种判断性的意向去观察问题，而这种判断性的意向显然与我们所谈论的平等问题的共同目标密切相关。

有三种很宽泛的假说。我将逐一解释，然后再讨论它们的重要性何在。第一个假说是“高强度的工作”；第二个我称之为“在高科技领域上能力有差异”；第三个是“不同的社会化与各种歧视”的假说。而我认为，上述三个假说的重要性可能已经精确地体现在了这样的排序之上。

我们来把问题扩大一点，不要仅限于科学与工程领域，这样有助于我们讨论问题。……20或是25年前，本领域中，女性在研究院中的人数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那么，现在这批女性目前的年龄应该在40、45到50岁之间。如果你今天去看看高水平的科学家的话，那男女之间的比例就不仅不是一半对一半，甚至连当初曾经有的三分之一的比例也没有了，而那时法学院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呢。而现在居于最高学术地位的少数几位女性不是未婚就是没有孩子。这就是目前的现实状况，而在几乎所有高强度的职业当中，大体如此。高强度的工作需要一个人长时间在办公室工作，时间安排要灵活多变，需要一个人不断地付出努力，日复一日，也就是说，心思总是在工作问题上面，哪怕要作的工作还没开始做呢，就得老想着。从历史上看，准备要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已婚男性要比已婚女性的比例高，这是我们社会中的一个事实。……换种说法吧，有多少25岁左右的年轻女性会决定从事一周需要工作80小时的工作，再看看又有多少年轻男性愿意一周工作80小时，然后再看看这期间的差别吧。

第二个我认为人们需要认识的问题，也是我现在竭力要回答的问题，即为什么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男女格局有所不同？相对于其它研究领域，为什么女性在科学与工程领域要比男性人数为少却问题更多？我想寻求这两者的答案。而这个问题，我认为，你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去考察一个相对来说很简单的假说。有个事实有目共睹：人类各自的特征是不同的：身高、体重、犯罪倾向、总的智商、数学能力、科学能力——这里有相对很清晰的证据表明，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当然方法可以争论——在这里有一种标准性的偏差，而在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间存在着变异性。而标准性偏差中哪怕是细小的差异，都会导致最后在实质性上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所看到的研究数据没错的话，那么，男女群体之间的变异性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所以，我感到，这真是一种不幸的真实，即从高强度工作的假说与（男女）不同的差异这两方面来看，或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上述（女性在科学与工程领域人数较男性为少）的问题。

第三个假说是人被社会化的问题。有些小姑娘在社会的影响下从事护理专业，而有些小伙子则在社会的影响下去建大桥。毫无疑问这其中有真实的成分，但我不愿过多的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于这样的假说。最引发争议的问题也是最难判断的问题是：性别歧视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有目共睹的性别歧视又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所以，我最大的猜想是，在当前问题的背后隐藏的突出现象是，在人们正当的家庭要求与雇主对高强度与高密度工作的当下需求之间，存在着一般性冲突，而在特殊的科学与工程领域中，存在着内在的能力问题，特别是能力的变异性问题，而上述考虑又因为社会化与持续不断的歧视等这些事实上的次要因素而有所加强了。

    总结一下吧，以上我的猜想都是在阅读了大量文献、在与人交流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全都是错的。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能促使诸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引发人们拿出各种与我的说法完全相反的证据，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但我认为，我们现在都需要努力地去思考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太重要了，不允许我们只是感伤地去看待它们，需要我们尽可能使用更严谨与更谨慎的方法去思考它们。这也是我认为像今天这样的学术会议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谢谢！

（郭英剑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