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望

　　从年初小泉三度参拜靖国神社到七月江藤隆美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从八月的齐齐哈尔毒气弹事件到最近的西安反日风波，近期中日关系的发展，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来形容，绝不夸张。虽然双方政府官员经常在公开场合异口同声地表示，中日关系仍是健康而稳定的，但令人担心的是，两国民间就历史问题的对话，已经由于以上这一连串事件而越来越显艰难。

　　难解死结

　　日本人的历史问题，与其说是战后残余军国主义势力未能被彻底肃清，倒不如说是日本自身文化的深层价值观依然根深柢固。那些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的「重细节而轻原则」的、「以局部细节的纠缠不清否定事件整体真实性」的，「功利导向的价值相对主义」的思维模式，实际上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在当前日本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因此，期望日本政府和部份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于短期内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无疑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日本人和中国人讨论历史，可谓是出奇地冷静而理性，与之相反，中国人和日本人讨论历史，则常常显得相当的情绪化。笔者在留日期间曾经在某电视节目上看到一些在日华人和右派学者讨论历史时，没说几句话就拍桌子瞪眼晴，令日本观众看了相当反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人在网上论坛或在现实生活中辱骂持有「历史异见」的日本人，除了发泄一下情绪外，对日本起不到任何教化的作用。相反，日本人会把中国人的这些行为，解读为意图抹黑日本，或者将之视为共产党政府故意鼓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

　　以理服人

　　中国人在历史问题上应该向日本人学习，不是学习他们的思维方法，而是学习他们的沟通和表达技巧。中国人与日本人讨论历史时，往往对史料的把握不够准确，不擅于以事实说话，使得日本右翼份子有机可乘，藉此煽动日本民间的「嫌中」情绪。

　　比如说中国人经常指责战后日本领导人从来没有向中国道歉，但是实际上，这样的认知并不符合事实。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冯昭奎先生在其著作《对话：北京和东京》中指出：从九一年的宫泽政府到九八年的小渊政府，日本高官曾经九次就历史问题向中国表示反省和歉意。

　　由此可见，日本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表态上虽然变化缓慢，但毕竟还是有进步的。而且，国人把精力放在追究日本有否道歉，对中国人自己来说意义也不大。小泉首相刚去完卢沟桥对侵略战争表示歉意，不是就又去了靖国神社向阵亡皇军致敬吗？那么即使再多道几次歉，甚至签一个正式的书面道歉声明，对中国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需要的，是日本人发自内心的谢罪诚意，而非谢罪的外在形式。

　　除此之外，很多中国人对日本民主体制的运作也缺乏深刻的认识，往往把日本民间右派的行为，和日本政府的行为混为一谈。虽说日本政府在有些问题上的态度的确值得外界质疑和批评(例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官方立场的历史教科书审定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的将所有相关的事情一概而论。

　　比如说几年前右派在大阪举行「南京大屠杀是二十世纪最大谎言」的集会，许多中国人要求日本政府取缔这些组织，并指其是纵容军国主义思想复活，但是实际上，这却显示了他们对于民主社会的运作缺乏深刻的认识。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你说的话，我一句也不赞成，可是我要拼命为你争取你说这句话的权利」。日本宪法保护公民的言论和集会自由，除非右派触犯相关法律，否则日本政府无权取缔或禁止右派召开非暴力集会。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需要明白，民主的方式是现代国际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价值规范，我们可以从道德上、从学术上批判日本右派歪曲历史的行径，可以用冷静的态度和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循法律途径向日方讨回公道。但是，我们却不可以要求日本政府侵犯国民的言论和集会自由，也不能因此而尝试去禁止持有「历史异见」的日本人发表他们的个人看法。这样的做法，只会引起普通日本国民的反感，使本来不支持右派观点的日本人，也加入到右派的阵营。

　　理性思考

　　当然，以上提到的诸项建议，并不是要大家忘记历史，也不是要中国人放弃道德原则。而且，我也完全可以体认到，对于那些曾经饱受日本军国主义残害的中国人来说，要和一个与自己历史观迥异的日本人平心静气地谈论战争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但是，从现实的层面来看，在当前日本政府在某些历史问题上依然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加强中日民间层次的历史对话，理性、冷静而礼貌地指出普通日本民众在看待历史时所犯的错误，仍不失为一项改变日人历史思考方式，逼使日本政府明确战争责任的有效途径。而从长远来看，防止日本社会敌视中国，避免战后年轻一代仇视中国，对于保障中国未来的国家安全来说，也是百利而无一害。

　　解开中日历史问题的死结，对中国人来说，仍然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而对日本人来说，则需要更加感性地去体会中国人破口大骂背后的历史创痛。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硕士研究生

　　（原刊于2003年11月12日《信报》国际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