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人做常人

笑  蜀

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是应该只给学生讲道德理想；还是在讲道德理想的同时，也让学生尝试应对现实的暗淡呢？这是一个问题。为了这个问题，我跟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吵了几个小时。我坚持后一种主张，因为我坚信，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不能只是让学生明确价值判断，还必须让学生尝试价值选择，使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后较能与社会兼容，不致被过早排异。我的朋友则坚持前一种主张。他说，高等教育之为高等教育，就在于它坚持道德的纯粹性，就在于用这种纯粹的道德来培养纯粹的人，高贵的人，培养精神贵族。必须以这样的精神贵族来引领社会，我们的社会才有净化之日，才有希望。如果不如是，那就不叫高等教育，就培养不出精神贵族，我们的社会就要断绝道德的活水源泉，就要永陷黑暗之中。

　　逻辑上固然针尖麦芒，涉及个案更是南辕北辙。比如谈到红包现象，我坚持认为对医生收红包不可一味指责，医生收红包从道德理想的角度看无疑是可耻的，是应该绝对禁止的。但医生收红包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因素，因此对医生收红包既要从原则的角度坚决反对，但对特定个案又要做具体分析。我举了一个新近发生的例子，浙江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著名医学专家，就因为拒收红包和其他灰色收入而与同行对立，不只遭到本院排挤，甚至遭到全省同行的排挤，被迫下岗而且四处求职无果，只好再次远离祖国，回美国就业。我说，这位医生固然可敬，但不值得效法，因为如果效法他，结果往往是成为烈士。高等学校不能是烈士的摇篮，道德教育不能是教人做烈士的教育，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要有道德理想和道德激情，还要有生存智慧。具体到那位浙江医生，拒收红包其实不是他的唯一选择。比较道德代价也比较小的选择，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收红包，随后把红包捐给慈善组织，我认为这样处理最妥当；道德上比较低层次但代价最小的选择，则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有选择地收红包，比如只收富人的，权贵的，但绝对不受穷人的，弱势的，这样处理比较地无耻但不是完全不能理解。我说，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不能仅仅以告诉学生收红包可耻为满足，还应该把拒收红包、拒绝无耻的风险告诉学生；不能仅仅以教导学生高尚为满足，还应该把高尚的后果、高尚的代价告诉学生，把各种选择告诉学生，把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告诉学生，让学生既明白什么是最坏的选择，绝对不能做的；也明白什么是次坏的选择。要学生一方面守住底线，另一方面又保留回旋空间。

　　但我的朋友对我的这番分析根本就嗤之以鼻，因为他无法想象，难道高校老师可以对他的学生说，因为有那个浙江医生的前车之鉴，所以如果你们碰到红包最好收下吗？这难道不是把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变成可以收红包的教育？在他看来，这种所谓的道德教育，其实是不道德的教育，是堕落的教育，是教学生无耻的教育。

　　直到咖啡屋打烊，争执双方仍无一方稍稍退步。最后，朋友语带讥讽地恭喜我终于跟上时代步伐，便独自跨上的士，大义凛然地绝尘而去。不过问题并没有解决：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到底应该追求至纯至美，还是应该兼顾现实？意犹未尽，在此不妨补充申言如下：

　　高等教育之所以高等，当然主要是因为它以培养精英为主要使命。但是很遗憾，今天中国的大学校园早已红尘滚滚，师资道德水准并不比市井小民的道德水准高多少。而且从受教育者一方来说，随着大学扩招，跨进大学校门的也大多是常人。至纯至美的道德教育，因此根本就是当今大学校园不能承受之重，不具备可操作性。高等教育已经从所谓精英教育变成了常人教育。常人所需的道德教育，和培养精英的道德教育当然有程度上的差别。常人所需的道德教育，不应该是刚性的，而应该有一定弹性；不应该高不可攀，而应该比较地平易；不应该过于严酷，而应该比较地宽容；不应该不近人情，而应该比较地有人情味。一言以蔽之，常人所需的道德教育，是教人入世的教育，是教人做常人的教育，而不是教人出世的教育，不是教人做神做仙的教育。必须是培养常人的道德教育，才能为常人所接受，才有普适性，才能在社会中扎根。

　　常人的道德教育不是教人固执最高纲领，而是教人坚守最低纲领；不是追求最好，而是选择最不坏；不是不顾一切，而是要计算成本跟收益。在道德理想主义者看来，这不免令人扼腕。但笔者却以为，这其实是最可行、因此最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道德教育。须知，能捞一百决不捞九十九，竭泽而渔，不择手段；只管今日，不问将来；根本就没有顾忌，没有敬畏，没有底线。当世风普遍如此之时，有所顾忌，有所敬畏，有所保留，适可而止，能少伤害一人就少伤害一人，能少做一件亏心事就少做一件亏心事，这样的常人已属难能可贵。如果这样的常人在我们的社会中成为主流，我们民族的整体道德素质就算提升不小了，困扰我们的主要社会问题就基本解决了。这已经是善莫大焉！

　　诚然，精英谁都渴望，但当今之世，造就精英实在可遇不可求；一个民族的未来，不能寄托于可遇不可求之途，而只能寄托于切实可循之途，切实可循之途惟在培养常人。如果汪洋已被全面污染，能够改善水质、拯救汪洋的不是纯净水，纯净水固然可贵，但那不是一般的贵而是太过昂贵，因此能够生产出来的太少，涓滴之于汪洋，形同于无。能够改善水质、拯救汪洋的只能是含有杂质但总体上讲还比较清洁的普通淡水。

　　对道德理想主义，我始终抱有崇敬之心。但我始终认为，凡事不能极端，道德理想主义如果过于极端，必然走向道德的反面，即走向道德恐怖主义。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反复证明，道德恐怖主义的最大特色就是吃人。生命价值是最高价值，道德价值如果不是服从于生命价值这个最高价值，而是独立于生命价值之外，凌驾于生命价值之上，这种道德价值就必然是反人性的价值，反道德的价值。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仅仅出于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而降低道德标准，向现实做最低限度的让步，最低限度的妥协，如此选择是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最重要的不是一点错误不犯，一点小恶不为，一般来说这根本就做不到，因此不能设定为人生目标。最重要的只是明耻，最重要的只是忏悔。只要能够永远明耻，只要能够永远忏悔，错误就绝对是有限度的，为恶就绝对是有止境的，人生和社会，就绝对是可以获救的。

　　总之，最重要的是常人的道德，即基本道德，而不是所谓最高道德。当今之世，最缺的恰恰就是基本道德。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应该让学生坚守基本道德，至于是否追求最高道德，那是学生的个人自由，跟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并没有多大关系。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应该让学生了解这样的逻辑：道德理想是必须追求的；追求道德理想是有风险的；追求道德理想的路径存在多种选择；即便矢志追求最高风险的最高道德，也不能不顾一切，也必须讲究道德智慧，最大限度地避开前进道路上的陷阱和暗礁。换言之，不仅要做一个善者、勇者，还要做一个智者。要在保持道德理想的同时，学会跟现实互动，跟现实博弈。不如是而一味沉迷于道德理想主义，所谓道德教育就只能是“天军”，只能飞扬于云端而无从着陆。这就是说，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要从理想着眼，也要从现实入手；要顶天，也要立地。这样教人做常人，通过千千万万常人来改造社会，一个维持了基本道德水准的未来中国才是可以预期的。

　　补充申言如上，算是对朋友的进一步回答。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出沸沸扬扬之声，笔者当然更要加额称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