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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有两个圣徒，一个是海子，他说，我终生的目标是成就诗与真理合一的大诗；一个是路遥，他说，我必须在40岁以前完成一桩事业——写一本大书。
路遥留下的大书就是《平凡的世界》。这是一部在青年人中长盛不衰的小说，但在正统文学史上却没什么地位。本文分析了《平凡的世界》“默默流行”的原因。
路遥曾经在他艰苦的写作历程中说：“你之所以还能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
栏目发起的一项“到现在为止对被访者影响最大的书”的调查结果，前3位分别是《红楼梦》、《三国演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平凡的世界》排在第6位，在调查公布的前28部作品中，没有其他的1980年以后的当代小说。这一调查表明路遥的确赢得了“读者上帝”的青睐。
《平凡的世界》在读者中深受欢迎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部作品对农村生活的真实描写和主人公(如孙少安、孙少平)艰难奋进的个人经历在读者中引起极大的情感共鸣，那些如梦魇般的生活经历通过一个个精雕细镂的细节描写(如“吃饭”的细节、“揽工”的细节、种种“活人”的细节，等等)钩起有相似经历者刻骨铭心的记忆
。尤为可贵的是，路遥在创作中始终要求自己“不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他不是像“民粹派”、“启蒙者”那样“到民众中去”，而是“从民众中来”，他自身的形象经常是与笔下的典型人物形象——浑身沾满黄土但志向高远的“能人”、“精人”合二为一。
《平凡的世界》里那套扎扎实实的现实描写背后有一种非常光明乐观的信仰：聪明、勤劳、善良的人最终会丰衣足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书中一个个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安排(孙少安、孙少平不断获得善人帮助、大人物赏识、润叶、田晓霞等高干女儿“七仙女式的爱情”)都是基于这种信仰，这给了读者极大的心理满足和阅读快感。
《平凡的世界》写的是1975年到1985年期间北方农村的变迁史，酝酿、创作于1982年到1988年这6年期间。这段时间内应该说是农村发展的“黄金时代”。土地所有制改革刚刚实行，在饥饿线上挣扎了多年的农民有望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后来越来越恶化的农民不堪重负被迫外出打工、社会腐败和不公现象益发严重的情况此时还没有出现。正是这样一个相对的“黄金时代”的生活基础，奠定了这套朴素信仰的“光明内核”：社会虽然有无数的不公正，但通过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终能获得成功和幸福。
这套信仰是民间土生土长的，又符合资本主义个人奋斗的精神，它提倡以个人的而非集体的方式改变底层人民的命运，在一个“后革命”的时代正是政府倡导、老百姓普遍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
《平凡的世界》十几年来魅力不减，而且越来越在读者的阅读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原因正在于这种时间上的错位：当年孙少安、孙少平面临的生存困境至今在很大程度仍是广大农村青年现实面临的困境，对于许多希望凭一己之力拼命向上爬的求学者、打工者来说，他们甚至面临着更残酷的生存压力，而路遥在“相对黄金时代”形成的“黄金信仰”又在一个道德危机的时代为苦苦挣扎着的下层青年带来了难得的温暖和有力的抚慰。
《平凡的世界》曾经以榜首的位置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史上却没有什么地位。在近几年出版的文学史论著中，被公认学术成就高、影响大的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等几部著作都没有将《平凡的世界》作为关注对象。部分原因可能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一向在文艺界居于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开始受到严峻挑战。“文学精英集团”关注的是专注于文学形式探索的各种新潮作家。或许是出于对“现实主义”规范的有意疏离，或许由于传统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难以被容纳进新的文学史框架，《平凡的世界》成为这些文学史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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