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以方鸿渐的行踪为叙事线索，方鸿渐去了哪儿，小说叙述者便随方鸿渐去了那儿，告诉读者方鸿渐和方鸿渐周围的人在某时某地都发生了什么故事。这种写法，西方人称之为“流浪汉体小说”。当然，方鸿渐不是流浪汉，只是说这种小说叙事结构模式与西方“流浪汉体小说”的结构模式颇为相似而已。

“流浪”意味着主人公要不停地从一个环境转移到另一环境，这样的小说环境空间可以说是“开放空间”。《围城》中的方鸿渐从欧洲经过香港回到上海，在上海度过了一段欢乐时光，与“同情兄”赵辛楣、孙柔嘉小姐一行从上海出发，到内地任教，这期间经历了一大段坎坷的路程才到达位于偏僻小镇的三闾大学。离三闾大学后，方鸿渐与孙柔嘉到桂林，两人在香港结婚，再返回上海。方鸿渐在上海某报馆任职后又辞职，因为赵辛楣的召唤正准备往内地重庆寻找新的机会，此时她与孙柔嘉的婚姻也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如此粗略地勾画了方鸿渐的所走过的路线，说明方鸿渐的行踪，确无太大的意义，就好象方鸿渐的“流浪”如果只是不断地挪地方，小说叙述者也随着方鸿渐记录他在不同地方发生的人事，那么，这《围城》就成了游记小说。但《围城》并非游记小说，而是一部以刻画“精神流浪汉”方鸿渐的性格为主的小说，小说叙述者从未将注意力过于集中在“流浪”过程的种种自然和人文图景而放弃对方鸿渐心灵世界的探索、追踪。

实际上，说是“流浪汉体小说”，《围城》并没有让方鸿渐不停地奔波着，就小说的篇幅而言，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空间中的方鸿渐的活动倒占了小说中的大部分篇幅。方鸿渐的生活场景实际上主要集中在几个固定空间：方鸿渐回国搭乘的法国子爵号邮轮，苏文纨小姐家的沙龙，三闾大学，回到上海后的方鸿渐与孙柔嘉共同居住的“窝”。围绕着方鸿渐发生的主要故事其实都发生在这几个封闭的“点”，都在这几个相对闭塞的空间里上演了一出出儒林喜剧和丑剧。

英国小说家菲尔丁通过汤姆·琼斯这个人物的流浪，描绘了英国18世纪的城市、乡村、旅店、山野，并对英国腐朽的社会风习、丑陋的人情作了猛烈的抨击，钱钟书则通过方鸿渐的漂泊，对三四十年代中国喧嚣的城市、荒凉的山野、肮脏的旅店、尔虞我诈的学校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对所谓文明社会的各种弊端作了无情揭露和嘲讽。流浪汉小说特有的开放性使得方鸿渐这个人物能够“游荡”在当时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又能迅速“转移”到最偏僻的中国内地小镇，每一个新的环境都为主人公方鸿渐打开了一个新的机会之门，为方鸿渐的性格塑造提供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世情背景，让方鸿渐的性格得到多侧面的呈现。

不过，“流浪汉体小说”却天然地存在着某些局限，即除了一个主要主人公，如方鸿渐，因为环境不断转换，对其他人物的处理容易非常陷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误区，这使得“流浪汉体小说”主人公虽然是固定的，而每一个故事都是片断的，各个故事片断又是没有密切的联系的。由于一个故事与另一个故事之间的联系十分松散，这种松散使得小说具有长篇小说的篇幅，却无传统意义上长篇小说的需要的前后贯通和首尾呼应，长篇实际上变成了短篇的集合。

《围城》却有效克服了这种“流浪汉体小说”容易出现的缺陷。《围城》中方鸿渐的“流浪”并非为“流浪”而“流浪”。他在某一地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所要奔赴的另一地是在何处。方鸿渐的“流浪”比较被动，是属于在某个环境中不如意（如在上海的情场失意），甚至是某个环境排斥他（如在三闾大学的未被聘任），方鸿渐才不得不再次“流浪”。

其次，方鸿渐这个“精神流浪汉”缺乏西方流浪汉的那种乐天派的气质和主动冒险的精神。方鸿渐的每一次“出走”，都是充分的环境原因推动着他。可以说是上海苏文纨家的情感角逐才“孕育”了方鸿渐的湖南三闾大学之行，而三闾大学内部的不同系统倾轧和好朋友的“桃色事件”才导致了方鸿渐回上海的决心。最后，方鸿渐决定去重庆也是因为在上海的婚姻状况的不如意。这就使得方鸿渐的每一次“流浪”都有了充分的根据。另外，方鸿渐每一次从“旧环境”走出，都有一个来自“旧环境”中人物陪伴着他走向“新环境”。比如，在小说展开部分，是方鸿渐在欧洲的同学和回国的旅伴苏文纨将方鸿渐带入上海这个“新环境”。方鸿渐从上海往三闾大学，是“旧环境”中的一个人物赵辛楣与他一同赴“新环境”三闾大学。后来，从三闾大学又往香港、上海，与方鸿渐同走的也是“旧环境”中人孙柔嘉。这样，方鸿渐从一个环境走向另一个环境，没有非常突兀的“断裂感”。方鸿渐的人生理想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从他的路程看，他每走一步都不盲目，而是从上一环境中非常“顺畅”非常合理地导向一个新的环境。从而非常自然地在一个旧的环境中“死亡”，又到另一个新的环境去寻找机会。

方鸿渐从一个环境向另一个环境之间的过渡，是主人公与一个环境摩擦、角斗、失败，又转移向另一个新环境再摩擦、再角斗，又再次失败的结果。方鸿渐不断转换环境，乃是方鸿渐不断尝试新的生活的动机在牵引着他不断“出走”、不断“流浪”。这与盲目的、随意的、四处漫游式的为各处风景或观察奇风异俗而流浪的那种流浪有着根本的不同。

《围城》中方鸿渐的“流浪”乃是揭示了一个懦弱、正直的知识者如何寻找、探索适合于他的人文环境的过程。实际上，这是一种被动无奈却也不乏积极进取因素的抗争。这便是《围城》与为流浪为冒险为奇闻逸事为奇风异俗而去“流浪”的纯“流浪汉体小说”的最大的区别。

钱钟书先生是将笔力放在方鸿渐的精神流浪上，而非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流浪。

《围城》是通过各个不同环境中的“事”来刻划“人”，而不是着重描述“流浪”过程具有猎奇色彩的种种“事”。

选择“流浪汉体”，是通过空间环境的不断转换更好地展现方鸿渐这个“精神流浪者”以及“精神迷失者”的心理“真相”。这便是“流浪汉体”特有的“开放空间”给《围城》带来的最大好处。

当然，并不是说惟有用“流浪汉体”才能创造能体现人物性格的空间环境。中国最伟大的古典小说《红楼梦》，却是极端定居型和室内型，支撑全书的情节的许多空间“道具”，是室内型游戏，如琴棋书画、酒令骨牌、戏文饮食等等。《红楼梦》是在大观园这个中国园林艺术的狭小、封闭的“封闭空间”中就上演了一幕幕至今令世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悲剧。

将小说环境放置在“封闭空间”还是“开放空间”，乃是不同的小说家的不同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趣味的导致的选择。小说环境的“封闭空间”和“开放空间”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艺术上的高下之分。况且，在《围城》的“开放空间”的环境格局中，依然包括了一个个“封闭空间”，正是在苏文纨家的客厅、三闾大学、方鸿渐在上海的旧式家庭和方鸿渐的新家的“封闭空间”中，一群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人性弱点得到醒目的展示。“封闭空间”中，人与人的关系距离缩短，人与人的性格“碰撞”的机会增加，各种人的关系更有可能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戏剧性的人性表演在逼仄的环境中更有可能在冲突中发生“连锁反应”。

在三闾大学这个“封闭空间”中，因为“这学校草草创办，规模不大；除掉女学生更少数带家眷的教职员外，全住在一个大园子里。世态炎凉的对照。愈加分明。”以不同教授为首的教师学生竟然形成各自的“派别”，高松年、汪处厚、韩学愈、李梅亭、刘东方、陆子潇为了各自的利益、虚荣心，也因为各自都有见不得人的“短处”，在不大的学校内，竟然玩起了春秋战国纵连捭阖的权术游戏，“粤派”“少壮派”“留日派”“汪派”“从龙派”闹得学校乌烟瘴气。在这个“封闭空间”中，利益交换、利益分配或利益争夺的渠道在短短的时间里竟然形成并得以有效运作。就连赵辛楣、方鸿渐也不自觉地卷入其中，真如赵辛楣说的“有群众的地方就有政治”。

那位美丽却有病的汪太太也因为在这个封闭的内地小镇中感到寂寞，在“封闭空间”中做起媒人来。而在“封闭空间”里，汪太太只好“乱点鸳鸯谱”，应了汪处厚说的“一点浪漫都没有”。但就连这次不成功的做媒这一小小的事件也引起了人际关系的调整，刘东方对方鸿渐开始不满，范小姐开始纠缠赵辛楣，汪太太与赵辛楣开始接近，等等等等。“封闭空间”让三闾大学的各种谣言和传言在瞬间便得到大面积传播。“封闭空间”也让各种“巧合”变得可能也可信：方鸿渐“凑巧”在厕所边无意听到在韩学愈家吃坏了肚子的学生与另一学生的谈话，知道了韩学愈企图“陷害”他的阴谋。“封闭空间”让赵辛楣与汪太太的散步很快被“警惕”的高松年校长和汪处厚撞了个正着。“封闭空间”让本来可以用各种“人格面具”掩盖着的人的小心眼、人的嫉妒心理、人的权力欲望、人的被压抑情欲，在一个狭窄的空间中以“恶化”的状态呈现出来。

《围城》中还有一处典型的“封闭空间”，那就是逃难到上海来已经开始没落了的方鸿渐的老家。虽然方鸿渐夫妇到上海后没有居住在这个老式家庭，但这个“封闭空间”中的成员已经在揣测着孙柔嘉这个“新式媳妇”的到来的可能给这个“封闭空间”带来的“负面影响”。方家的两个儿媳妇二奶奶三奶奶已经开始攻击起没有见面的孙柔嘉来。至孙柔嘉进门，因为方鸿渐孙柔嘉没有向祖先行跪礼，又险些闹出风波。这个“封闭空间”的狭隘特别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猜忌、算计虽然没有铺张开来描述，却已经初露端倪。方鸿渐就感叹道：“……我有时想，家里真跟三闾大学一样是个是非窝，假使我结了婚几年然后到三闾大学去，也许训练有素，感觉灵敏些，不至于给人家暗算了。”

方鸿渐的懦弱，使他在《围城》中的每一“封闭空间”中经历了一段人事后，都以“失败者”的身份“出逃”。从某种意义上说，《围城》中的设计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是为了让方鸿渐的在不同的小环境内得到一次次的“精神操练”。但不知是环境出了问题，还是方鸿渐出了问题，或者是二者都有了问题，方鸿渐在每一个“封闭空间”中都严重地“水土不服”，他无法适应每一个“封闭环境”中的精神气候。在苏文纨家那沙龙式的爱情“封闭空间”中他的心怀着“痛”，不得不到内地去。到了内地，方鸿渐在那三闾大学“封闭空间”里找不到半点人生动力，他甚至对于教育学生都草草应付。而在上海孙柔嘉刻意营造的“安乐窝”中，方鸿渐也感觉到婚姻对他的约束。

方鸿渐总是不断地寻找、去探索某一个模糊的人生目标和精神支柱，但每每从一“封闭空间”转移到另一个“封闭空间”后，只能愈来愈让他失望，愈来愈让他矛盾、迷茫。方鸿渐在一次次的寻找过程中不断感觉到他的人生价值的“贬值”和世界对他的疏远：“ 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这大概也是“围城”这个主题的一种表现形式吧。

方鸿渐离开一个“封闭空间”，都是一次“旧”方鸿渐的“死亡”，所以回国一年，换了几个环境后，方鸿渐的生活热情降低了。“心境老了许多”，这位很有自知之明的知识者这样描述自己：

他想现在想到重逢唐晓芙的可能性，木然无动于中，真见了面，准也如此，

缘故是一年前爱她的自己已死了。爱她，怕苏文纨，给鲍小姐诱惑的这许多自己，

一个个全死了。……

如此消极、颓败的心态来自于方鸿渐在一个个“封闭空间”不断的尝试后的失败。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矛盾：本来，“流浪汉体”给《围城》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开放空间”，让其主人公可以自由地从一个环境“跨越”到另一环境，这样的小说空间布局是很容易被赋予诗意的、浪漫的特征，但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活动在“开放空间”中的主人公精神世界的不断“萎缩”，看到了他的精神危机。用《围城》里头的一句话，便是：“活诚然不痛快，死可也不容易，黑夜似乎够深了，光明依然看不见。”

为什么“开放空间”没有给方鸿渐带来“开放的生活”“开放的心胸”呢？

原因似乎是正直、懦弱，受到中西文化熏陶，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的方鸿渐与整个三四十年代病态的中国社会无法“兼容”。虽然，方鸿渐不断地改变环境，但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人格的病态，一些堕落、无能、狭隘和不振作的伪知识分子对学界的把持，外族对中华民族的战争威胁，等等等等，都使得方鸿渐不断寻找、不断寻求改变的努力成为泡影。实际上，《围城》中的“开放空间”不过是个相对的“开放空间”，就整个当时的中国而言，依然是一个大范围的“封闭空间”。方鸿渐始终未逃出这个“封闭空间”的如来佛掌。

这个大的“封闭空间”不过又是一个大一点的“围城”罢了。方鸿渐从一个小“围城”逃到另一个小“围城”，但仍然逃不出这个特定的“大围城”。如果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可以设想，以方鸿渐的个性，他依然逃不出整个病态文明社会以及人性固有的弱点设定的“超级围城”。对于方鸿渐来说，对于他威胁最大的正是这种“超级围城”或“超级封闭空间”。

　

该文原载《小雅思想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