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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为何沉默
《今生今世》所述的一切张爱玲语和胡张情史，除了张爱玲致胡兰成的三封信，其他只能姑妄听之，不可视为信史。张爱玲的沉默不应视为默认，而应视为不屑置辩的否定。 《今生今世》这部“自传”决非实录，起码最为张迷称道的《民国女子》不被张爱玲本人认可。张迷们误以为，张爱玲的沉默就是默认。其实张爱玲并没有完全沉默，但出于高贵和自尊，她对胡兰成这些顾影自怜的一面之词不屑公开辩驳。而胡兰成的小聪明足以预知，只要他分寸拿捏得当，无论他怎样胡说，最怕雾数的张爱玲就一定不会公开辩驳。 胡兰成写其他女人是无所顾忌的，但写张爱玲时明显有所顾忌。关于张爱玲，只有投张爱玲和张迷所好的大量谄言谀词，胡记迷魂汤剂量加倍，大下猛药，有许多让张迷们听了心花怒放的“莲花身”（150）、“水晶心肝玻璃人”（158）、“临水照花人”（159）等。他的佞人本色甚至扩展到了张爱玲的至友炎樱身上：“与炎樱说话，的确好像闻得见香气。”（164）然而胡兰成得意洋洋、不厌其详地细述如何哄骗其他女人上手的细枝末节，偏偏独缺如何哄骗张爱玲上手的细节，之所以避实就虚，是因为胡兰成知道，详细披露那些令张爱玲感到羞耻的细节会激怒张爱玲，导致张爱玲愤而反击。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谄媚，主要目的是稳住张爱玲，同时也一箭双雕地稳住无数张迷。因为任何人谄媚自己的偶像，无论多么肉麻的谀词，发烧友都信以为真，而且谄媚越是肉麻，越把谄媚者引为知己。 《今生今世》以“却为何爱玲你呀，恁使我意气感激。”（345）煞尾，是精心设计的摇尾乞怜，哀求张爱玲不要拆穿他的西洋镜。人之本性是闻誉则喜，女人尤甚，恋爱中的女人最甚。张爱玲的沉默，主因是惭愧，惭愧于自己当年不异常人，不异凡庸女人，如此聪明绝顶，居然也被胡记迷魂汤灌得一度找不着北。她的沉默，部分也是对胡兰成的流氓手腕的无奈，她不知道如何反应才能不被胡兰成进一步利用，由于患得患失又找不到万全之策，只能避嫌疑、怕雾数地消极沉默。但胡兰成知道，仅仅谄媚和哀求是不保险的，他担心张爱玲一时冲动，忘了可能的雾数后果而公开辩驳，所以他又以赞扬的方式阴险地警告张爱玲：“爱玲的清坚决绝真的非常好。她是不能忍受自己落到雾数，所以要自卫了。”（275）由于不能忍受落到雾数，当年张爱玲不留余地地与胡兰成解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下卷中假撇清地把张爱玲收到上卷后预索下卷的“清坚决绝”的信录入（343），一方面是向张爱玲表示，他没有利用她，他没有暗示她对他犹有余情，但另一方面却是向张迷们表示，《今生今世》出版后，只要张爱玲不反驳，就是可信的。胡兰成的小聪明足以让他预知，张迷们一定会猜疑不定：张爱玲会去信向胡兰成索书，阅读后又不公开反驳，可见《今生今世》是可信的，而且张爱玲对胡兰成毕竟犹有余情。实际上决非如此，张爱玲向胡兰成索书，只是想看看这个卑劣龌龊的前夫在下卷中还会如何编派她，如何利用她——任何人设身处地都能理解。或许“犹有余情论”者会说，张爱玲完全可以托友人代购《今生今世》下卷，如果决无余情，何必不怕误会地向胡本人索书？这有两条理由：一、托友人代购，难保不传开去，被八卦记者喧腾得无人不知，反而显得偷偷摸摸犹有余情。二、措辞冷峻地致书胡兰成，正是为了明确警告胡兰成不要忘乎所以地穷形尽相。张爱玲的事先去信、事后沉默，是极为明智的最佳对策，事实上也基本达到了目的，胡没敢在下卷中进一步抖出胡张情史中更龌龊更秽亵的陈年猛料。有窥隐癖的张迷或许对此很失望，但迷一个人迷到见隐私就大乐，实在已堕入魔道，决非艺术欣赏的正途。其实男女私情普世皆同，有何新奇之处？只有作为想象之奇葩的艺术，才会匪夷所思，出人意表。 既然已经达到了目的，张爱玲收到《今生今世》下卷后，就不再与胡兰成有任何联系，而是给夏志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实际上是写给文学史的，也是写给所有张迷的： “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引用——编者注）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1966年11月4日致夏志清信，《张爱玲文集补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295页） 张爱玲的绝顶聪明在于，决不提及胡兰成写自己的地方何处编造，何处是实，何处不尽不实，仅借姑姑语录和“出恶声”三字就全盘否定了《今生今世》。试想，如果张爱玲对《今生今世》像张迷一样喜欢，为何竟至于要出恶声？恶声欲出而未出，正是因为避嫌疑和怕雾数。正是由于恶声欲出而未出，耿耿于怀的张爱玲九年后又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写道：“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1966年11月4日致夏志清信，同上，294页） 张爱玲知道，两次致信文学史大家夏志清，必会引起后者足够重视，后者一定已心领神会，在她死后将信件公之于众。“出恶声”三字，足以使流言止于智者，而对热衷于捕风捉影的不智者，虽辩也无益。因此《今生今世》所述的一切张爱玲语和胡张情史，除了张爱玲致胡兰成的三封信，其他只能姑妄听之，不可视为信史。张爱玲的沉默不应视为默认，而应视为不屑置辩的否定。至于《今生今世》写到的其他男女，因为死无对证，也必定不尽不实，不可全信，包括梁漱溟究竟是否如胡氏所说被他哄得团团转，颇可存疑，否则以胡氏的不择手段，怎么可能不把梁氏回信录入以抬高身价？《今生今世》只能供我们判断胡兰成，却不能据以判断其他人。 未读《今生今世》全书时，我已看过此书专写张爱玲的一章《民国女子》，当时觉得略有意思，但读完全书（据说大陆版删去了原书第二章，并非“足本”，但不影响我的基本判断）发现，写张爱玲的此章也平庸轻薄，除了为张爱玲添些未必可信的野史材料，别无好处。若有好处，则是张爱玲本身固有的，只须读张爱玲的作品足矣。赵明诚因为不甘心向妻子李清照服输，曾经作了三十首词，嵌入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然后请友人品评，友人看完后独赞此句。出于儒家大男子主义，赵明诚面对妻子的杰作不是顶礼致敬，而是犯酸逞强，可见大男子主义往往是小男人的培养基。胡兰成的文才正是赵明诚级别的（人品则远逊），他笔下如有尖新可喜的妙句跳出，若非张爱玲的成句，必是窃取张爱玲的文心笔意。所以不读胡兰成，对张迷不会有任何损失。读了胡兰成，张爱玲倒有点雾数，甚至沾上不少龌龊。梁漱溟侥幸躲过了终生之羞，而张爱玲毕竟未能躲过这一终生之羞。这是张爱玲之沉默的唯一解释。 并非张迷的捧胡派大多是男人，有些人承认没读过张爱玲，甚至不知道张爱玲，那些读过张爱玲的人，若非缺乏文心慧眼而不知味，就是存有性别偏见，没有读进去，看不出好，甚至看出好也因性别上的犯酸而不予承认，因此才会两眼一抹黑地胡说胡比张才大。 （《今生今世》，胡兰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稿件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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