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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ts
在东方相聚--国际“ The Beat Generation ”（BG）学术研讨会记实
文楚安
自上世纪50 年代以来，发端于美国的The Beat Generation（BG ）运动（在我国的译名是“ 垮掉一代”-） 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文化/艺术/音乐/ 社会生活等诸方面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 BG对中国文学/文化的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美两国在各方面的频繁接触和交流， BG代表人物金斯伯格和斯奈德在1984年就应我国文化部邀请来中国访问，他们在美国也热情接待了不少中国作家。近些年来， BG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出版在我国逐步得到重视。但鉴于这一文学/文化运动的先锋性和“另类” 性， 在我国的研究总体说来还很不深入。
国际性的BG 学术研讨会在西方已召开多次，但在东方，在中国这还是第一次。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史蒂文斯角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STEVENS POINT）联合举办的国际BG学术研讨会2004年6月2日-6月5日在四川大学召开。来自北美、欧洲、 澳洲，
亚洲、以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特区的30多位BG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从历史、文化、社会学、宗教等角度出发，就广义的BG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与交流。
研讨会议题有：⑴Beats 与中国， 中国与Beats； ⑵Beat 与东方宗教； ⑶追寻Beat 精神；⑷Beat理念探源；⑸Beats 与音乐、电影与摄影；
⑹金斯伯格、费林格蒂、所罗门以及其他。
美国.维吉尼亚军事学院英语教授，著名BG研究家， 摄影家戈登·
博尔（Gordon Ball）是《金斯伯格：50年代中期1954-1958扎记》（Journals Mid-Fifties (l954-l958) by
Allen Ginsberg, l995）;和《金斯伯格：50年代早期扎记》（Journals Early Fifties Early Sixties by
Allen Ginsberg l977;）以及《金斯伯格论诗歌，政治和意识形态》（Allen Verbatim: Lectures on Poetry,
Politics, Consciousness by Allen Ginsberg l974） 的作者；他的主题发言是《BG在东方相遇》（Beat Meets
East），对于BG代表人物金斯伯格﹑ 克鲁亚克， 斯奈德等的东方文化/宗教情结和际遇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他精选的其多年来拍摄的
“BG人物摄影展”的30多幅作品以逼真的历史感生动地展现了金斯伯格及其他重要BG人物在20世纪美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和活动，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与此相关的发言有：美国米德尔塞克斯学院马特·斯特方 （Matt
Stefon,）《孤独的旅游者：德怀特·戈达德， 杰克·克鲁亚克和一个美国达摩》 (Lonsesome Travelers: Dwight Goddard,
Jack Ke rouac, and an American Dharma)；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乔治· 莫拉提迪斯(George Mouratidis)博士《
真正的Beat:：浪漫精神，东方神秘主义和追求真实与个性》（Authentic Beat: Romanticism, Eastern Mysticism,
and the Beat Search for Authenticity and Individuality）：泰国Chulalongkorn大学Darin
Pradittatsanee博士《与空角逐：〈墨西哥城市布鲁斯〉中克鲁亚克与.大乘佛教的遭遇》（ Wrestling with Emptiness:
Kerouac’s Engagement with Mahayana Buddhism in Mexico City Blues）；土耳其Bosphurus大学伊恩·阿尔蒙德（Ian
Almond）博士《变戏法似的东方：鲍尔斯的尼采似的经历和伊斯兰的东方》（Juggling Orients: Bowles’ Nietzschean
Experiments and The Islamic East）。
谈到BG不能不想到 “ BG之王”之称的克鲁亚克。
纽约影视学院教授，著名作家，制片人里贾娜·韦拉里奇（Regina Weinreich）的《克鲁亚克的自发性诗学：小说研究》（Kerouac’s
Spontaneous Poetics: A Study of the
Fiction）被认为是研究克鲁亚克小说自发性写作理念的力作，最近编辑并作长篇序言的《克鲁亚克的徘句集》（Jack Kerouac’s Book of
Haiku）也深受美国主流媒体好评。 她的主题发言《克鲁亚克的徘句诗学观》（Jack Kerouac's Haiku
Poetics）探究了克鲁亚克借鉴日本传统徘句的诗歌写作。
肖明翰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的《在精神探索的路上》（On the
Road of Spiritual Quest以克鲁亚克《在路上》作为参照，历史地阐释了BG运动的精髓：
他们始终行进在精神探索的路上，这种追求新价值观和新的生活方式的探索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 就如《在路上》中主人公名字Sal
Paradise所暗示的那样是试图在一个理想化天堂似的世界中获得精神拯救。
美国西南米苏里州立大学詹姆士·琼斯（James Jones
）教授出版过多种克鲁亚克研究著作， 其中《墨西哥城市布鲁斯慨要： 作为诗人的杰克·克鲁亚克》（A Map of Mexico City Blues: Jack
Kerouac as Poet） 和《杰克·克鲁亚克的杜洛兹传奇：传记小说的神秘形式》（Jack Kerouac's Duluoz Legend: the
Mythic Form of an Autobiographical Fiction） 颇有影响。 他这次以《阅读卡尔·索罗门的三个理由》（Three
Reasons to Read Carl Solomon）为题的发言令人耳目一新：金斯伯格的《
嚎叫》第三部份是为索罗门而写的，两人曾经在精神病院相遇。琼斯认为，《 嚎叫》实际上是金斯伯格
“对于索罗门所给予他的的文学和个人意义而言的感激。”而且甚至也包括克鲁亚克， 因为BG作家从与欧洲.超现实主义﹑ 达达﹑
法国现代诗歌字母派有密切联系的索罗门及其写作实践那儿受益非浅；索罗门在BG文学中的地位应该充分肯定。
金斯伯格也是BG永恒的话题。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理查德·赫什麦（Richard Hishmeh）博士的《如果我能在你的梦中， 我也将在梦中有你：鲍勃·迪伦和艾伦·金斯伯格的友谊》（I’ll
Let You Be in My Dream if I Can Be in Yours: The Friendship of Bob Dylan and
Allen Ginsberg）认为爵士/摇滚歌手/诗人迪伦和金斯伯格都非常重视他们的作品在公众中的反应，但方式有别：迪伦竭力让他的音乐接近于文学受众，
而金斯伯格则试图让自己的诗歌进入一般民众，两人的这种成功地“推销自己市场的”实践相互影响，
相得益彰，消解了大众文化/文学同高雅文化/文学的界限；赫什麦进而分析迪伦的歌曲“Desolation Row” (1965)，2001年出版的照相集 “Love
and Theft.”和金斯伯格的《嚎叫》《美国》等主要诗篇中这种大众意象是如何具体化的。
克里斯多佛· 克伦（Christopher Kelen）博士（ 澳门大学）的《金斯伯格的美国》（ Ginsberg’s
America）则从语言策略角度来解析金斯伯格的《美国》，认为语言颠覆（subversion of speech ）是一种修辞拒绝行为（act of
rhetorical refusal）。金斯伯格“诘问美国要美国认识其自身，要肯定和否定什么，
对于美国这既是颠覆也是一种如奥登所说的绝望的热爱．．．．就修辞法而言《美国》与惠特曼《草叶集》（Leaves of Grass.）之间有诸多契合之处。”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克雷格· 斯冯金（Craig Svonkin）
博士《鲍勃·卡夫曼，黑人犹太人和艾伦·金斯伯格， 犹太佛教徒： Beats和精神认同/精神叛离》 （Bob Kaufman, Black Jew, and
Allen Ginsberg, Jewish Buddhist: The Beats and Spiritual/Identity
Transgression）则试图在BG运动承继的浪漫主义背景下，借助于在美国常见的“自我他者化”（self-Othering）比喻说明卡夫曼如何在违背黑人传统去认同犹太信仰；
而金斯伯格如何经受他自身的犹太文化根基和他日后所皈依的佛教以及东方宗教之间的矛盾的。通过这一“自我他者化” 他们最终都寻求到自己心理﹑ 政治﹑
精神以及求美学意义上的自由。与此相关的是威斯康星大学史蒂文斯角分校大卫·科恩（David Cohen）的《犹太人与BG文学》（Jews and Beat
Literature）以金斯伯格﹑索罗门﹑安勒·沃德曼﹑迪伦、肯尼思·雷克思罗思等主要BG犹太作家及其作品，比如金斯伯格的《嚎叫》 《 卡迪什》， 雷克思罗思的
《 你们将不会杀人》（Thou Shalt Not Kill
）等多方面地探究他们是如何把犹太宗教/文化引人BG运动，又如何依据他们各自的思想倾向将其加以改造的。
西安交通大学外语系刘影副教授的《金斯伯格诗歌口头性表达探究》（An Orality Approach to Allen Ginsberg’s
Poems）与赫什麦的研究相呼应，不无意义地突提出“鲍勃·迪伦和艾伦·金斯伯格谁的作品更具口头性。根据美国学者Walter Ong的理论，口头性符合人类习惯，易于接受、记忆和再运用的表达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口头性更强的作品，更容易深入人心，感动和影响更多人。”基于Ong的理论并比较迪伦和金斯伯格作品，他理出了三条与诗歌、音乐理论无关，与口头性理论相关的迪伦作品特点：“1.
歌曲的结构是向核心，即主题句收敛的，或者说口头性叙述往往是一个悬念构筑、延续和破解的结构；文本性作品则是由核心发散的结构，很少有悬念型结构；2.
歌曲文本和曲式有简单的重复性结构；而文本诗歌，即便Allen Ginsberg朗诵的诗歌、配乐诗朗诵和演唱的歌曲，也不怎么遵循简单的重复性；3.
迪伦看起来非常像模仿BG作品，被文学性评论称为‘超现实’意境的作品，具有暗合传统记忆术的口头性特点。”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赵一凡研究员早在80年代初就曾经提出要客观看待当时在中国被视为美国资产阶级腐朽堕落意识形态，被贬抑为“
垮掉一代”的BG文学，他的发言是《我所知道的金斯伯格》（ Allen Ginsberg as I
Know）以他一贯的幽默感以“叶公好龙”典故开始，生动地描绘了他80年代中期与金斯伯格在哈佛的戏剧性会晤，深情地怀念他在哈佛时的导师，
现已92岁高龄的亚伦（Aaron）教授对于他阅读金氏作品的指点“他要我从《卡迪什》开始认真阅读金斯伯格作品， 试图了解他与海德格尔，
萨特的关联．．．．．后来我用中文写了一文，分析艾伦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老师特里林夫妇的决裂。联系艾伦与
苏珊•桑塔格一道与特里林夫妇的对立，我才能以此作为个案说明美国后现代主义已经从自由主义信仰向波西米亚信仰转向,。”
赵特别指出金斯伯格精神和艺术意义上的反叛对于美国和中国读者已经不是令人畏惧的“龙”，
入选美国人文艺术院已经表明作为反文化的.嬉皮英雄如今已经以20世纪最杰出诗人之一的声誉体面地占有一席之地。
麻省理工学院英语教授斯蒂芬·塔普斯科特（Stephen
Tapscott）早在1984年就以专著《美国的美好：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和现代主义者惠特曼》（American Beauty: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and the Modernist Whitman ）显示出独特的学术眼光。这一次，在其《科索﹑洛厄尔﹑
贾雷尔和一次跨越现代的运动》（Corso, Lowell, Jarrell, and a Move Past the Modern）一文中，
不同于文学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习惯于脱离文本将
文学运动甚至喜欢把作家生活/活动具体化的思路，他把视野转向以克鲁亚克—金斯伯格为中心的BG运动的诗学研究/批评中的某些连续性和割裂倾向， 揭示威廉斯， 金斯伯格
和科索﹑洛厄尔﹑ 贾雷尔诗歌创作的承继关系
加里· 斯奈德亦是BG重要人物之一， 曾经去日本寺院习禅多年， 1984年终于与金斯伯格一道到中国， 完了他的中国梦以及亲临寒山寺的凤愿。
他对唐代诗僧寒山的出色译介与庞德等人的中国古典诗译不但让西方读者接触到东方思想，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美诗学观。多位学者的论文涉及到他。
著名斯奈德研究专家的钟玲教授（香港浸会大学）致力于中美诗歌比较研究与翻译，与斯奈德有多年的交往合作，
其1996年出版的论著《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American Poetry and Chinese Dream: Chinese
Cultural Modes in Modern American Verses）和近著《美国诗人加里· 斯奈德与亚洲文化：西方吸纳东方传统的范例》（Gary
Snyder and Asian Cultures: A Paradigm of How the West Fuses Oriental
Traditions）受到海内外学界一致好评。她的主题发言《克鲁亚克〈 达摩流浪汉〉中重塑的寒山形象》（The Remolded Image of Han
Shan in Jack Kerouac’s The Dharma Bums）直接与斯奈德有关。
众所周知，小说主人公之一的贾菲是以斯奈德为原型的《达摩流浪汉》不但使BG“在路上”生活理念/方式之一的“ 背包革命”在西方得以传播，
而且也感召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它地区的青年。借助于其诗歌（出自斯奈德的手笔） 小说中诗僧寒山的形象跃然于纸上，
以致于一般西方读者/学者倾向认为这就是寒山其人也； 可钟玲指出“小说中寒山的形象不但被克鲁亚克所改造，而且是被改变甚至歪曲了。”从心理、社会以及艺术等方面，
钟玲探究了克鲁亚克之所以如此的缘由；进而阐述了是何种社会、文化、宗教等因素影响了克鲁亚克，使他作出如此改动。钟玲的结论是“ 寒山其人的真实形象---他的安然,
平静， 冲破人与自然对立的个性和生活方式等并没有在小说中得以体现。BG和嬉皮士对于禅疯子，
尤其是寒山的崇拜实际上源于误读和曲解；尽管如此，却有助于当下美国式佛教的兴盛。” 无疑，钟玲为克鲁亚克研究提供了一则独到而深刻的文本解读范例。
区烘（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的《作为社会梦想者的加里·
斯奈德》（Gary Snyder as a Social Visionary）却指出：除开寒山， 斯奈德其实对另一位唐代诗人韩愈也同样重视，
因为韩愈虽然身为朝廷大员， 但他敢于直言， 针贬时弊， 关注社会民生问题，就此而言他的“ 叛逆”符合斯奈德对于诗人所担当的社会角色的看法，特别有意义。区烘认为，
斯奈德作为社会梦想者， 即他对于理想现实的理念-， 在斯奈德本人的论文和访谈录， 朋友，家人的回忆录中可以得到佐证， 而这正是他和BG关联的一个原因。
芝加哥罗斯福大学史蒂文·施罗德（Steven Schroeder
）教授《像鸟儿一样飞入头脑：约翰·凯奇和加里· 斯奈德（诗歌）的声音结构》（They Fly into One’s Head like Birds:
Organization of Sound in John Cage and Gary Snyder）涉及潜心于《易经》和禅宗，
获得启发并以其自发性音乐作品影响过众多BG的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1912-1992)，特别对于约翰·凯奇和 加里· 斯奈德各自作品中的声音结构进行了探讨。
“旧金山文艺复兴” 代表人物，
有“BG教父”之称肯尼思·雷克思罗思（Kenneth Rexroth）与BG有深厚渊源；又以“王红公”这一十足中国味的汉名及其英译中国古典诗词响誉西方汉学界，也为中国学者/读者所知晓。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杜甫诗译，王红公曾经和钟玲合作翻译《兰舟：中国女诗人诗选》（The
Orchid Boat ：Women Poets of China，1972）和《李清照诗全集》（Li Ching-Chao， Complete Poems ，
1979）。显然，对于BG文学和美中比较文学而言， 吸收东方诗学（ 中国和日本）营养的王红公是不可不谈的。耶鲁大学卢卡斯·克莱恩（Lucas K lein
）博士的《创造性翻译：杜甫、李清照、王红公》（Original Translations: Tu Fu, Li Ch’ing-chao, Kenneth
Rexroth）对比了杜甫、李清照原诗和王红公的诗译，指出在翻译中王红公展示了创造性意义上的自由，这种翻译策略有助于体现他本人的审美观；不过，克莱恩并没分析这如何有悖于或者说忽略了忠实原则，相反
他认为这种自由是必须的，可以揭示有的诗人/翻译家为何总是选择能够引起他共鸣的作品来翻译，更有意义的是，这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欣赏这一诗人/翻译家独创性作品的阅读方式。此外，
他也结合译品，考察了王红公“ 翻译是一种同情行为”（translation is an act of sympathy）的观点，引起与会者的兴趣。
这次研讨会还涉及了若干中国学者鲜有研究的BG话题。
威廉·劳勒（William Lawlor）教授目前正在编写《 BG 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The Beat Generation
），笔者应邀撰写了“BG在中国”词条， 他的主题发言是《油画背景中的科尼岛：与油画杰作相匹配的费林格蒂诗歌》（A Coney Island of the
Canvas: Lawrence Ferlinghetti’s Poetry in Response to Great
Paintings）对仍然健在的BG诗人，旧金山“
城市之光”书店老板费林格蒂的代表诗集《心灵中的科尼岛》进行文本研究，揭示擅长油画的费林格蒂的诗歌与视觉艺术的内在关联。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詹森·斯潘格勒（Jason
Spangler）博士《边缘和融合： 解构卡萨韦特影片〈阴影〉表达的Beat情怀 》（On the Fringe and in the Mix: (De)
Constructing Beatdown in Cassavetes’ Shadows）认为以反主流影视著称年的美国知名导演约翰·卡萨韦蒂斯（ John
Cassavetes 1929---）1957年在纽约以低成本，由查尔斯· 明戈斯爵士配乐， 仅凭故事提纲，用即兴手法制作了16 毫米的先锋影片《阴影》，
虽然影片带有明显的BG情感，题材也具有边缘亚文化属性；但耐人寻味的是《阴影》既认可其亚文化的合法性，
同时又预示面对冷战时期社会的束缚，它无法向观众指示一条可行的路径； 联系到卡萨韦蒂斯既认同BG，也常常表现出其对BG的失望
，斯潘格勒特别强调，《阴影》展示了BG哲学非常复杂的方方面面以及先锋艺术的尴尬， 足以说明卡萨韦蒂是以独特的“局内人”的身份在批评美国亚文化，
尤其是当BG正在发韧之时的 50年代末期。
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艺术设计学院肯尼思·勃兰特（KennethBrandt）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狂乱的政治：布考斯基对于霸权文化的抵制》（The Politics
of Derangement:Bukowski’s Resistance to the Hegemonic
Culture）。近年来美国批评家对于诗人，小说家查尔斯·布考斯基 （Charles Bukowski1920—1994）的兴趣日增，
他一生有大约40部作品问世，虽然他同克鲁亚克﹑金斯伯格以及其他BG作家没有直接的联系，
鉴于他作品不拘形式的风格和与主流文学刻意隔离的创作观，批评家普遍把他归入BG。勃兰特通过细读布考斯基的代表性诗篇文本，使用意大利政治理论家﹑政治活动家
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和英国后冷战文化史家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所发展了的权力模式来解析布考斯基对于霸权文化的抵制，而这也是BG一贯的主张。
威斯康星大学史蒂文斯角分校历史教授瓦伦蒂娜·佩古诺（Valentina Peguero ）的《Beats 在.墨西哥城》(The Beats in Mexico
City)则用充足的史料说明， 除开纽约﹑旧金山﹑巴黎和伦敦，墨西哥城是BG运动的一个重要所在地。巴勒斯﹑克鲁亚克曾经在墨西哥城隐居，
发现这个城市有益于他们写出自己的重要作品； 而金斯伯格﹑科索﹑彼德·奥洛夫斯基等人也无不如此。佩古诺着重分析了墨西哥城独特的文化/历史背景，
为什么墨西哥城会激发BG思潮以及BG作家的创作灵感。
后BG诗人弗农·弗雷泽（VernonFraser）的《把自发性世代延续到新世纪：美国后BG诗人》（Extending the Age of
Spontaneity to a New Era: Post-Beat Poets in America ）联系BG谈及美国后BG诗歌现状，朗读了史蒂夫·
达拉钦斯基反映《后BG诗人》。如同当年BG的处境一样，后BG诗歌如今还没能登堂入室，这有多方面原因， 虽然他们之中不乏优秀之作。 其实，在传媒模式的多样化，
后工业， 后现代语境下，主流与非主流，
边缘与中心的界限已经模糊。应该提到的是，弗农·弗雷泽编辑的《后BG诗选》不久将以中文在中国而不是用英文在美国出版是不无意义的。，
BG 与中国的关系理所当然地成为此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包括香港，中国大陆几乎重要的BG学者出席了研讨会。文楚安教授的主题发言《BG在中国的接受》（ The
Acceptance of the Beat Generation in
China）回顾了1950年代以来半个多世纪国际/国内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大背景，并以此出发结合BG理念，考察BG在中国的译介/阅读接受过程和对于一定时期中国/文化/文学乃止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这一接受被他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见证了中国社会的特定历史进程和显著变革：第一阶段
(1950----1978 )； 受制于政治情势，主流文化对于BG的排斥和误读可见之于“垮掉一代”译名的带有贬义的政治色彩；但个别BG作品，
如《在路上》非全译本不公开地流传阅读；第二阶段( 1977----1990 )
中美关系正常化，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西方译介文化热，金斯伯格和斯奈德的中国之行等所导致的对BG的重新评价﹑正式译介BG少量作品﹑介入中国先锋文化/文学，民间写作/地下摇滚音乐；王朔及其痞子文学；
第三阶段( 1990--- 至今) --中国政治/文学/文化生态的变化，BG主要作家金斯伯格，克鲁亚克及其重要作品得以译介，
BG理念较之于以前得到批评家更全面客观的评价，拥有更多读者，影响也更广泛， BG研究公开进入学术领域，受到国际BG学界重视，
这次国际BG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召开就是证明。文强调，在“地球村”这一大概念下， BG理念的历史性和历时性是其能在西方和东方，
也包括在以更多的自信，广泛地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能够持久不衰的原因，
不过BG在中国的接受/研究过程中误读和曲解仍然存在，见之于某些另类写作和伪模仿，其““垮掉一代”臭名还没有被扔掉， 许多问题值得研究。比之西方，
BG译介和研究在中国可以说才刚刚开始。
西南航空杂志社副主编，摄影家樊明良以《
BG及其对于中国摄影的影响》（The Beat Gene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Photography）为题展示了他多年来收集，包括他自己的摄影作品，阐述自1950年代以来至今中国摄影在观念，题材，艺术手法技巧等方面的转变和巨大进步，形象地说明，中国摄影家在作品中所表露的人文关怀﹑崇尚自由/自然﹑个性化以及多元选择实践是如何得益于BG理念的。他的发言和
暨南大学李亚萍博士的《王朔：中国BG 写作》 （Wangshou: Writing the Chinese Beatnik），上海外国语学院刘影硕士的《
BG批评和其在中国的内涵》（A Critique of the Beat Gener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China）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研讨会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卫·阿姆拉姆（David Amram），虽然已经70 多岁，但看起来如同60出头，一头卷发， 身板结实，
精力充沛，仍不失其年轻时代的“酷相”。他 是被《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誉为“ 美国音乐的文艺复兴式人物”（the
Renaissance man of American music）的知名作曲家﹑音乐指挥家﹑ 作家，创作了100多首管弦乐和室内乐， 两部歌剧作品，
其作品频频在影剧出现； 他擅长于演奏爵士乐， 法国管乐，钢琴，吉他 多种长笛和口哨以及打击乐器和其它民间乐器； 在25 个国家演出过；
曾经同如迪齐·格莱斯皮（Dizzy Gillespie）﹑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莱昂内· 汉普顿(Lionel
Hampton) ,﹑查尔斯· 明戈斯（Charles Mingus）﹑达斯丁· 霍夫曼（ Dustin Hoffman）﹑西洛纽斯·蒙克（Thelonious
Monk）﹑ 威利· 纳尔逊（Willie Nelson,）.﹑贝蒂·卡特（Betty Carte）﹑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
）﹑提托·蓬特（Tito Puente）这样一些世界顶尖爵士/摇滚演奏家同台演出。作为克鲁亚克， 金斯伯格等的同时代人，他见证而且亲历了BG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957年，在纽约，他曾经同克鲁亚克一起举行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爵士乐/诗歌朗诵会， 1959年又同克鲁亚克等演出了BG传奇电影《采集我的雏菊》（Pull My
Daisy）。2002年他出版了《不寻常的日子》（ Offbeat）以文笔优美的散文风格和耐人寻味的细节展示了他同克鲁亚克的密切友谊，“为势头正旺的BG
文学注入了新的精神”； 而他的回忆录《情感共鸣》（Vibrations ）内容虽然如其副标题 “大卫·阿姆拉姆的奇遇和音乐生涯”（ The Adventures
and Music Times of David Amram）所示， 不过更以其作者作为BG运动的参与者和记事人的特殊身份吸引批评家和读者。
美国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就写道，“本书写的是一个人为了追求人生和音乐的真实如何奋斗不止的故事……”。他的主题发言伴以屏幕投影图片记录了大半个世纪有关BG人物/活动和他本人的涉及他与BG的渊源和他的传奇式的经历，仿佛把历史拉回到上个世纪50/60年代美国如火如荼以反文化为特点的嬉普士（
hipster ）/嬉皮士（hippie）岁月；他在闭幕式上用电子琴，短笛等演奏现代乐曲，还用英/文朗诵了克鲁亚克小说《在路上》的最后一段，
然后用短笛为四川大学外语学院的一位女研究生朗诵《在路上》文楚安中译本同一段伴奏， 更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他边在电子琴上作曲写词边演唱的即兴表演，让大家亲眼看到，
亲耳听到什么是克鲁亚克， 金斯伯格等BG作家所身体力行的自发性创作，他那夹杂着才学会的汉语 “我爱 成都”的英语 演唱不断赢得热烈的掌声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所谓
“自发性”含义深邃，作为一个多科性术语，指的是精神活动，包括创作时的一种不受拘束压抑﹑自由﹑自在的状态或属性，发端于20世纪并持续到21世纪的BG运动以及BG理念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自发性，已经超越文学/文化范畴影响到精神活动的各方面。
研讨会议题的广泛性和多学科性，涉及问题的深度真正体现了研讨会“多学科性和自发性”的宗旨。
2004年7 月16 日
该文原载《外国文学网站》